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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营脑科诊疗机构三博 为什么能从复杂疑难病例做起？

时间:2023-10-05 10:20来源:福建三博福能脑科医院 作者:福建三博福能脑科

        9月的一天，几位乘客从西郊线香山站下车，向东步行500米，走进北京三博脑科医院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三博”）。这是许多严重脑部疾病患者进京求医的路线。
       北京三博是三博脑科医院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三博脑科”）旗下医院。2023年5月，三博脑科（301293.SZ）在深交所创业板挂牌上市，成为A股市场第一家以神经专科为主的医疗集团。
       9月底，经济观察报在北京三博见到了三博脑科董事长张阳。“不可能让绝大多数病人都到北上广看病，我们必须走向全国。”张阳说。
       2004年，栾国明、于春江和石恩祥等三位脑神经外科的顶级医疗专家从医院“单飞”，和张阳一起创办三博脑科，从租赁100张床位做起，发展为有8家医院（含2家在建）的医疗集团。
       十几年里，数万台脑部手术在这个医疗集团进行。在北京院区，围手术期死亡率常年低于5‰，4级手术（最高难度级手术）占85%。在每年北京市卫健委DRGs评价体系里，三博脑科代表疑难病例诊疗能力的CMI指数连续多年排在第一。
        张阳告诉经济观察报，上市后，三博脑科要将医疗服务半径进一步扩大，他计划在两到三年内，将集团医院数扩展到10家以上，这意味着届时三博脑科覆盖的人口将达到4亿-5亿。
        建更多新医院，医疗同质化、医疗人才质量的持续，是三博脑科必须考虑的内容。

“10+”医院从哪来？到哪去？
       张阳说，三博必须要超越三博，这是上市之后的必然要求。
       目前，三博脑科共运营6家医院，分布在北京、云南、重庆、福建、河南等省市，另有2家医院在筹建中，这些医院都位于省会城市。张阳透露，接下来，集团将重点向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发达、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发展，在两到三年内，将集团医院数扩展到10家以上。
       业务向纵深发展后，三博脑科还会考虑把医院下沉到交通发达区域的二三线城市。张阳用河南举例：河南全省有上亿人口，病人不可能都去郑州，周口、驻马店、南阳等人口超千万地级市的医疗服务市场需求都很大。以三博的技术，到地级市也更能快速形成口碑影响力。
       要快速走向更广阔市场，除了自建医院，三博脑科也计划并购医院。寻找优质标的时，张阳会对其所处城市、业务、技术能力、管理规范性、合规性等方面作综合考量。
       已有的医院也要继续发展。按照三博脑科的规划，昆明三博脑科医院未来会定位为西南神经科学中心，将医疗覆盖至东南亚地区。西安三博脑科医院则要覆盖西北五省，在国际医疗方面通向中亚各国。
       随着集团医院的增多，如何保证人才质量，并进一步控制医疗风险？
       三博脑科的做法是，将不同院区医疗品质的同质化把控好，从最简单的病例书写、到全程精细化、网格化的医疗质量管控，所有医院使用一个标准。地方医院在当地招聘的工作人员，都需要到北京做三个月至一年不等的培训。每个地方医院都会有从北京派去的专家，有特殊需要时，北京的专家也可以随时过去，以保证各医院的技术能力。
       “这样一来，其他医院虽会和北京有差距，但差距很小。”张阳说。
        在规模上“超越”之外，还要在业务范围上“超越”。
        创立以来，三博脑科做医疗、科研、教学一体化的医疗业务，通过临床研究、人才培养，带动医疗业务发展。上市后，张阳希望加强医疗业务中的科技元素，不单要做医疗服务集团，还要向医疗健康科技集团融合。
        具体而言，业务版图要往前延伸，做脑病预防、脑健康管理，让更多人不得病，得病后更早知道，减少治疗或诊疗成本，同时扩大服务群体。

从100张床开始的探索
        三博脑科的诞生，缘起于天坛医院三位医生栾国明、于春江和石恩祥“办个与众不同的医院”的想法。
        筹备工作从2001年开始，直到2004年，第一家医院才开业。张阳回忆，中间几年，大家反反复复折腾，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合适的？哪里是合适落地的临床和执业地点？是从100张床做起，还是300张、500张？需不需要找更多的投资？
        最终，几人统一了意见，决定自己做，从小做起。他们在复兴医院借了100张床，开院头一天，床位就全部住满，因为技术和口碑好，很快便轮转不开。开院第二个月，医院就实现了盈亏平衡。
         一开始，几人的想法很简单：做一家医教研三位一体的医院。医疗离不开科研，离不开教学，要做人才培养，这是个朴素的道理。至于医院未来能走到什么程度，能发展成多少家，是不是集团化，是不是能上市，他们没想那么多。
        和市场上许多民营医院靠广告引流不同，三博脑科倚重技术，将“技术、品质、服务”作为经营理念。张阳认为，民营医院应把技术作为发展的第一要素，在这个基础上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体验，这样患者才会“用脚投票”，否则他们当然会优先选择公立医院。
        在北京三博，4级手术（最高难度级手术）占85%，围手术期死亡率常年低于5‰。在北京连续几年的神经外科医疗能力评价里，三博脑科手术的技术难度超越领域内顶级公立医院，排在第一。
        为什么主要做高难度的复杂手术？三博脑科脑肿瘤学科带头人之一闫长祥直言：“三博的定位就是复杂、疑难，一直都是这样，我们就做其他医院不愿做的苦活、累活，甜活我们做不到。”
        张阳回忆，刚成立时，三博脑科没有选择，如果不收治疑难病例，医疗量就会不饱和。“作为民营医院，我们也没有选择病人的权利，如果有所选择，慢慢大家会对我们丧失信任和信心，而且很多病人到三博是最后一站，我们必须收治。”
        为了在做高难度手术的同时，把医疗质量和风险管理做好，三博脑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医疗质控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。张阳认为，任何手术都有风险，难度越大风险越高，但风险是可控的，如果把风险管理好了，收益也会好。“随着一批批医生被锻炼出来，我们赢得了大家信任。我们会把这种模式在集团各医院复制。”张阳说。
        现在，三博脑科有1500张床位，这在公立、私立神经系统疾病专科医院里属于“超级体量”。同时，手术量也相对饱和，北京院区一床难求。
        从2004年到2014年，长达10年时间里，三博脑科只有一家医院。2014 年，三博脑科在昆明、重庆的三家医院相继投入运营，发展自此提速。2016年，三博脑科有了5家医院，形成了医疗集团雏形，就开始策划做股份制改造。2023年5月，三博脑科上市。
        张阳将上市视为三博脑科的一个重要阶段，而不是分水岭。“下一步，我们要思考三博怎么超越三博，这需要有实质性、标志性的事件，那时我们才真正进入分水岭。”

每年退数百万元红包
       三博脑科有一个从成立之初定下的基本原则：不收患者红包，不靠药品耗材增加收入，摒弃各种暗箱操作。
       张阳透露，三博脑科每年拒收的红包数额达数百万元。具体做法上，除了直接拒收外，也有一种较灵活的方式：红包先“收下来”，放进患者的住院押金，等患者安心做完手术，治疗到一定阶段后，再退还。
       为了将不收红包的原则落实，三博脑科制定了严格的规定，建了专门的内控体系。除开通各种举报渠道外，每位病人出院后，还会接到医院回访电话，问他们有没有被收红包。一旦发现有人收红包，医院会对其处以10倍罚款。
       “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在团队里有了共识”，张阳说，事情做了就可能留痕，收红包很容易被发现，“不过，很多‘人情’是隐秘的，要说我们从没有医生收过红包也不一定，但明确的是，近几年送红包的患者越来越少了，因为他们治疗时会互相打听，知道我们这里不需要红包。”
       张阳表示，与此同时，三博脑科会给医生较高的阳光收入，医生薪酬总体水平高于公立医院。
       和很多社会办医的人才是“一老一小”——多由年轻大夫和各单位离退休的医生组成不同，三博脑科的专业队伍依托首都医科大学平台打造，比较好地解决了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发展问题。2010年12月，北京三博脑科医院加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列，成为该校唯一的民营临床医学院，设有硕士点、博士点以及博士后流动站。
       2023年上半年，在三博脑科的营业收入构成中，医疗服务占比达到76.78%，药品占比为22.7%。这样的医疗服务占比远高于三级公立医院的平均水平（30%左右）。不靠药品耗材去增加收入，这也成了三博脑科留住人才的加分项。
       在全球范围内，心血管疾病、脑血管疾病、恶性肿瘤是致死率最高的三类疾病，其中脑科疾病的治疗难度、致死率、致残率尤其突出。CT核磁技术的出现和提升，让大量脑肿瘤病人被更早发现；人类寿命的延长，让帕金森、阿尔斯海默症等运动障碍、认知障碍疾病患病群体越来越大。基于对市场容量的判断，张阳并不担心赛道拥挤，关键在能不能做好。
       张阳的微信签名一直是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他希望三博脑科未来既能为患者服务，也能为健康人群服务，业务逐渐向脑科疾病预防方面延伸。

以下内容摘自经济观察报与张阳的对话：
        经济观察报：三博脑科的医疗整体服务收费定价有什么原则？
        张阳：现在公立医院在调整医疗服务定价，主要就是很多高难度手术的定价无法体现技术含量，但如定价太高，大众又难以接受。对民营医院，国家有一些特殊政策，可以调节内部的价格结构，我们可以把手术费、服务费适当调高，但其他的检验、检查部分会按照医保价格执行。
医疗本身不能市场化，但它的竞争是完全市场化的。现在信息这么发达，病人也会“货比三家”，尤其是脑科疾病，他们会非常慎重，在全国范围内去比较，甚至到海外比较，除了比技术，也会比服务价格，所以定价必须考虑同行的定价水平，老百姓总是“用脚投票”的。我们70%的患者是普通人，他们对医疗收费更敏感。
        经济观察报：三博怎么应对当前的DRG/DIP付费模式改革？
        张阳：DRG/DIP是国家卫生医疗体系和医保体系结合的一个重大管理举措，其核心是提高医疗质量，提高管理效率，同时降低成本，让老百姓受益。这和三博这么多年里在做的是相符的：降低成本，降低药品和耗材占比，简化诊疗流程，让老百姓省钱。
        DRG/DIP是个系统，医生要参与，做该做的部分，但是不是都需要医生来“算”，要打个问号，医院还有其他部门支持你，自然有人把账给你算好。但医生该知道的事情也要知道，你每天用了多少耗材、药品，心里都要有数。作为医院，尤其我们现在作为集团上市公司，成本控制会很严格，在保证医疗质量的前提下，要降低一切可降低成本，DRG/DIP在这方面就起到了较好作用。
        现在DRG/DIP在全国很普遍了，当然，再好的系统设计，也需要不断改善，这需要过程。
        经济观察报：为什么你说“在中国医疗改革的背景下，三博脑科的经营是对民营医院发展新途径一次有社会意义的探索”？
        张阳：社会办医有多种途径，有技术型的，比如三博，也有服务型的。许多民营医院不需要很高深的技术，比如妇产医院，服务和体验会很重要，它也有技术含量，但远远低于开颅手术。
        社会办医需要探索，莆田系也在探索，不过它探索的很多东西不被认可。我们是中国医生办医里，第一家在A股上市的医院集团，作为社会办医的先行者，有责任去探索。如果能有更多公立医院专家参与这样的创业，他们肯定能比莆田系做得专业许多，但怎么能让他们走出来，这很复杂。
        经济观察报：作为民营医院，除了早期收治病人时的“没有选择”，三博还经受过哪些质疑？
        张阳：坦率说，单独针对三博的质疑并不多，更多是对整个社会办医的质疑。
        在2019年之前，国家就把利好社会办医的政策应出尽出了，这几年，政府对社会办医总体是支持的。实际上，对民营医院而言，最好的政策不是给它什么特殊政策，而是将它与公立医院一视同仁，让它们充分竞争。
        三博对技术的倚重非常大，这和市场上某些民营医院不太一样，有的医院靠广告引流，但我们不这样做。三博的经营理念是“技术、品质、服务”，这和脑科医学专业有关系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条命，到这来不是看感冒发烧的，不是看那种可以自愈的病。重视技术和品质的同时，我们把对人的关怀和尊重植入进去，让病人在实质上有更好的体验。为此，我们要继续抓流程，改变一些固有思维和流程，真正使流程符合现代医院管理质量的要求，让其更精简、更实用。流程抓得好，会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。
        经济观察报：在全球脑科学领域最顶尖的技术方面，三博有什么探索？
        张阳：我们关注脑科疾病治疗领域的前沿科技，包括各种治疗技术、产品。我们的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是国家药品和药物临床试验基地，很多很好的新药、创新医疗器械在这做临床。国外的很多产品我们也率先应用，比如我们十年前引进了亚洲第一台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，将单台手术的时间从8-10小时缩短到2小时内，原本只能由个别高水平教授做的手术，年轻的骨干医生们也能做了，这就是科技的力量。再比如脑机接口，这是神经外科会应用的一个技术，我们也在一边应用一边探索更好的脑机接口产品。
        经济观察报：谈谈三博脑科发展中的“天时”“地利”“人和”。
        张阳：19年前，我们租赁100张床开第一家医院，那时候国家虽然没有支持社会办医的各种文件，但也没有反对和限制，这是“天时”。
        三博第一家医院开在北京，北京是全国甚至亚洲的医疗中心，这是“地利”。
        我们有三位神经外科医生参与创建三博，带了一拨人集体走出体制，形成以他们为核心的团队，大家志同道合，一起走到现在，这样的机会即使在现在也是罕见的，这是“人和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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